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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扣村位于河口区政府驻地西5公里处。全村土地面积5000亩,土质属沙碱性和红土性土壤,主要种植棉花、玉米、大豆、花生等农作物。本村从过去的以种植业为主,到以发展芦苇产业带动经济的发展,目前,全村有苇板加工企业12家,大型运输车辆15辆,产业工人350人。自2010年开始,由于苇板用途的限制和替代品的增加,销量减少。

  2015年,全村270户,670人,共有党员23名。主要有王、李、张、马、孟、吴、付、毕、刘、孙、胡、乔、罗、阚、周、尹、赵、荆、宋、岳、任、薄、姜、高、石、丁、孔、盖、韩、杨、郭、蔺、杜、邵、范、商、蔡、陈、纪、侯、崔、卞、冯、司、徐、何、蒋、冷、吕、凌、牛、季、袁、程、安等55个姓氏。

  六扣村的演变过程

  1904年伏汛期,黄河在薄家庄西决口,洪水泄向西北,经虎滩而下。洪水在牡蛎咀处冲入郭河,流去王家洼垃入海,汛期过后冲刷出三条河道,郭河是东股河道,行水20多年(1926年黄河在八里庄决口时为止)。为了占有郭河两岸肥沃的土地,利津县张窝村联合吉阳庄、黄路台等村庄,以刘姓宗亲家族为主、刘学让为首和数名绅士人物,以其祖辈人在这坨脊上居住捕鱼为由,申请征用这片土地。经利津县政府审核同意,办理了土地执照。根据刘姓宗亲户数,投资份额划分成地片,由每家抽扣分配。一扣分给了吉阳庄、二扣分给了黄路台、三扣分给了张窝村,一直分到八扣、小九扣,剩下的叫余丈。当时为了区分地段,扣与扣之间筑坝为界,前几年,四扣与六扣,六扣与七扣的界坝还在,近年来,搞农业开发或其它原因,这些界坝都没有了。领到土地的农户,便开始了农业生产,大都是春来秋走流动种地的方式。有些贫穷户也来这里定居。

  1935年利津县大户刘凤台在六扣地段上领地,始称刘凤台屋子。后无棣县、沾化县、利津县等地群众多家到此垦荒居住,陆续形成村庄,因村落位于六扣地段取村名六扣。

  1956年,五扣村并入该村。1958年,南闾自刘坨村分离,归本村管辖。当时本村下辖七个生产队,在村南有一片红土汪子,地形地貌水陆相间,每到雨季更是水汪汪,坑相连,杂草相伴,耕地少,水洼多,盐碱荒滩,六队因居汪子以南,故称南旺(汪字写成旺字)。南旺村以南的小村称小南旺,在南旺村并入六扣后小南旺改为南旺村,也就是现在的南旺村。20世纪60年代南旺的居民集体迁入本村,在村南老滨孤路南按照规划统一建设了一批砖基土房。随着以后的建设,原南旺居民也不再单纯的在路南建房,(当时正是备战时期,这部分户在建设房屋时,就规划了每个户向一侧错一点,用于隐藏。)到现在这些南旺的居民和老六扣村居民的已分不那么清楚了。

  轰动当地的好村

  在生产大队时,六扣村积极发展集体经济,上了油房、磨房、砖窑厂、盐场等农副业项目,购置了八马力、25马力、50马力拖拉机等农业生产机械,将低洼地段和盐碱土地搞芦苇养殖,成了当地有名的好村。

  在当时,有一个这样的说法:旱了有盐场、涝了有苇场,不旱不涝有庄稼,在当时,本村是附近村的榜样。在生产大队体制下,实行集体劳动,记工分的办法,每天早上由生产队长进行分工,安排农活,晚上由记工员在工分本上记录工分。分配时,按照人七劳三(即人口占70%,工分占30%)的原则进行分配。村民还可以进行养殖少量鸡、猪等家庭养殖业补贴家用,鸡蛋上缴一定数量给集体换取供应票据。

  1979年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0年全村土地承包到户,结束了“生产靠队长指挥,社员凭工分吃饭”的历史,农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村民生活得到逐步提高。1988年,开始进行水稻种植,开发水稻田500亩,使盐碱地得到了改良,农民有了增收。为了保证种植水稻的水源,1989年,投资25万元,开挖了一座占地面积20亩的水库。当年水稻亩产达400公斤以上。1995年,上级政府帮助投资,将水库进行扩建,占地面积达到200余亩,设计蓄水能力130万立方米。2002年,投资40多万元,将库区改造成为台田,发展以棉花、大豆、玉米为主的综合种植,种植棉花400余亩,大豆、玉米等100余亩。

  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该村充分发挥芦苇资源优势,鼓励群众发展芦苇加工业。自20世纪70年代,本村就利用低洼地段和盐碱土地进行芦苇种植,当时作用不是很大,只是用于村民建房使用。在改革开放后,六扣村群众利用芦苇进行深加工。为此,当地农民想了许多的办法,从苇帘加工、苇箔加工等,都无法从根本上消化生产的芦苇,许多芦苇还是被当做柴草烧掉。

  1989年,开始进行苇板加工。苇板是将芦苇经过挑选、挤压、编织成板状,加工成新一代建房使用的环保型封顶材料,可用于建房、防洪护堤、大型粮库、温室大棚、大型养殖场、别墅封顶等建筑材料。还可用于油田夏季进井路防滑等专项用途。在路域工程施工中,为了改碱,人们也将苇板铺在最下层,起到隔碱透水的作用。本村的苇板加工企业最多时达23家,到2015年还有12家进行加工。年加工能力达180万米,带动了劳务、运输等产业的发展。芦苇也成了本村一大特产。

  村庄建设的三个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后至2015年,本村的村形村貌变化很大。其过程大致经历三个阶段:

  1949—1958年,为农村建设的改进阶段。村民并无盖新房子的经济能力,只能对危房加以改造,近乎倒塌的设顶墙,斜插于房子主墙,能撑十年八载;极少数房子不能居住的才翻盖新房,但标准很低。据考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0年间,全村盖新房的不足20户,村容村貌无变化。

  1963—1980年,为翻新阶段。1963年,本村所有房屋的居住时间大都在30年以上,爷爷盖起孙子仍住。至1970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平均超过40多年。1980年,这些房子已成危房。近20年间,旧房子改造基本完成。早期翻盖新房的是1965~1967年,以后大部分是在1968—1975年间。这些翻盖的房子绝大部分材料使用老宅原用的。所不同的是房子高一些,室内宽敞一些。约在1980年以后的十多年里,村中盖新房的渐多,建设标准大为提高。其结构为:墙基砌石至窗台,梁檩全为新购置的东北红松,以直取用,玻璃门窗,红瓦覆顶,长一般在18—20米,宽6—9米,间道结构为两间一口,三间一口,共计五间,构成两代同居一院的新格局,居住时间可达百年。

  1996年,本村房屋建设进入一个高峰期。砖石结构红瓦覆顶的新式房屋开始取代建成20年的砖、石、木结构的褪旧房。2000年以后,村民居住观念又发生很大变化,即父子分居。且房屋宅院齐居一套。凡到婚龄,下一代必然新建宅院一套。此宅院完全吸纳城镇居民的风格,房屋全为砖、石、混凝土结构,玻璃门窗前出厦,水泥地面瓷砖铺,房内结构为客厅、厨房、卧室、储藏间合理布局。2014年,此类宅院已达全村居住户的90%以上,每户造价10—20万元,居住20多年的土瓦房占10%,多为同堂分居后父辈或老年人居住。

  不同年代的不同房屋

  自村落形成至40年代,垦荒者流动性很大,一般情况下,农耕至收获住草棚或地屋子,少有正规的民宅房屋建设。当地种植高粱较多,产出许多秫秸,成为村民建立居所的重要材料,就地轧制“三角形”或“拱形”,支撑作“秫秸爨(cuan)”,用泥抹面,呈地上结构,里有空间可住人,称之为“窝棚”。亦有将秫秸打成小捆埋置成方形围墙,与“窝棚”形成一个居住单元,称之为“薄幛子”。

  20世纪50年代,零散居住的村民开始建造土木结构的简易居住房屋。墙体由土坯垒成,也有将长有密度较高茅草的土块切成土坯状直接垒筑,称“蓑墼(suoji)屋子”,屋顶由梁檩做骨架。后期迁入无棣县人居多,房子结构的建设沿袭老家。结构形式有三种:一是梁檩骨架有屋脊,一架梁,三檩出脊或五檩出脊,五檩出脊很少,多为三檩出脊;二是无梁无脊,只用檩条二根,平顶覆盖;三是檩条三根为骨架,秫秸覆盖泥抹平顶,前低后高,便于屋顶排水。三种形式均无砖做墙体基础,特点是梁檩粗壮,房顶厚实,多有三层组成。第一层是用筛选上等秫秸打制成的帘席,称“净箔”,也可用芦苇编成的“八”字苇板,紧覆盖于梁檩之上;第二层是秫秸粗箔,用参差不齐的高粱秸秆打制而成;第三层是红土泥抹两遍,然后是“牵山抹哨”,整理屋檐,抹墙及安装门窗。

  进入20世纪60年代,集体经济发展很快,集体事业也在发展。在住房的结构形式上,社员已有新的追求。基本结构有两类户型。第一类户型:正房(北屋)三至四间,长约10—15米,墙基砌砖多为3—5层,梁檩为红白松(称大木),有一间五根的、七根的,九根的很少;偏房(东、西、南屋)间道很小,均在6尺(2米)左右,屋顶全部起脊,前低后高,屋后不留滴水檐(称撅腚子屋)的不再搭建,偏房一般情况下都要空出一间作为大门,院子的总面积1亩以上。第二类户型:一般情况下有3—5间房子,墙基砖砌3—5层,高在7尺(2.2米)左右,梁檩很少有红白松,而多为当地廉价购买的柳树和榆树,还有其他杂木棍,庭院结构多为正房(北屋)。

  由于受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所限,所建房屋均为土木结构,建筑材料以泥土、木料为主,辅以秫秸、禾杆、芦苇、杂草和砖。具体结构是:墙壁用土坯就地垒筑,墙基很少用砖砌成,房顶由梁檩支撑,覆以苇箔、秫秸把(称囤子),然后加草泥压实,抹平。房檐由苇箔、秫秸或砖瓦立成,下以木橼托撑。房门是木板对开式,窗子是密棂封闭式,房屋由村民自已设计和施工,建筑标准也由自己的经济条件决定,其造型简朴,小窗窄门,笨拙坚实,平均使用寿命50余年,最短的也超过30年。所建房屋的材料大部分就地取材,包括农家种植粮食作物秸秆。麦秸和泥,秫秸捆把子打箔,需花钱购买的是砖,梁、檩子及其他门窗木料。施工期间由于工艺简单,不需请专家或技师,有一、两个看线丈量的即可,而大量的人力都是本村父老乡亲义务帮忙,房主只管饭,不需其他支出。

  老粗布加工

  本村居民有手工织布的习惯,在集体经济时期,女社员利用工余时间进行织布,她们利用秋收时节,集体种植的棉花收获后,勤劳的农村妇女在集体种植的棉田收获后的土地上捡拾点棉桃,经过日晒,将未开的棉瓣用木棍等工具砸开花。也有的农户为了家里办事的需要,在自留地种植上棉花,在收获后,经过脱绒等工序,形成皮棉,再将皮棉纺成线,最后加工成老粗布。当时洋布(机织布)要靠布票购买,并且限制数量,根本不能满足群众的生活需要,人们只能用老粗布来代替。当时只是农民家庭使用,不能用于交易。主要用于制做被子、棉衣裤,多少年也轮不上做一套衣被。只有在孩子结婚时才能享受上几套新的棉制品,条件差的家庭,只能做个新的被套,将旧棉被套上,凑出个吉利数的嫁妆。被套颜色多以自己用染料自己进行上色,从集市上买来自己喜欢的染料包,回到家用家里做饭用的锅,烧上一大锅开水,将染料放进去,搅匀后,将所要染的白布放在锅中进行蒸煮,等凉了后捞出来晾晒,就制成自己需要的颜色。在调配颜色时,需要根据配方,将染料进行配制,有时染不好,就染成杂花的,孩子结婚就不能用了。有条件的家庭还可以将自己织的白布送出去进行染色,还能印上各种花,就更完美了。

  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城里人喜欢上了这种手工加工的老粗布。一些有眼光的农民瞄上了这个门道,又兴起了粗布的加工经营,有需求就有围绕这一产业发展的人群,这样大多数家庭进行粗布的生产经营,不过由于有了机械的加入,这一手工粗布逐步被替代。

  70年代的校办工厂

  20世纪70年代,学校都认真执行当时的教育方针: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六扣小学也不例外。学校俨然就是一个大社会,不仅在放假期间参加村里的劳动,而且学校内部也有养殖场、木工班。

  说起木工班,当时学生们从家中带来木工工具,做出各种各样的小工件。当时学生们写字低年级用铅笔,高年级的学生都是用的吸水笔,前面一个笔尖,后面一个皮囊用来贮存墨水。因学生们用的墨水有的是买的原装的、有的是用墨水片自己兑的,五花八门,所以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墨水瓶,放在桌上经常会被碰到地上摔碎,于是同学们就自己动手制作了笔架。下面三个矮的是放墨水瓶的地方,这三个孔比墨水瓶稍矮,再一个高的就是放笔的地方,那时的同学们没有多的笔,两支铅笔就算富户了。学生们制作的这个墨水盒在公社里还中了个奖。

  学生们在上课之余还养殖家兔,在学校院子里建了一排的兔舍,用的砖都是村里给的。每天同学们都要轮流打野菜,有时得跑好几里地才能挖到一筐。10来岁的孩子一个个的都很单纯,家里也有养殖家兔的,但为了给学校喂兔子,家里的就不管了。遇到学校放假,学生们都是排班打兔子菜。那时卖兔子也是个技术活,不会卖的也卖不上,那时什么都有限制,多了就卖不上。

  一次,学生们养殖的兔子长了干爪病,这个病不仅传染,而且不好治,需要到兽医站购买敌百虫洗才能治好,土办法就是弄柴油洗,都很麻烦。这个兔子长的很大了可以卖了,当时的副场长马风伍就找个的小推车推到四扣采购站去卖,将带去的兔子一块过了称后,采购站的人又一只只地查看,将不适合条件的再挑出来。很快,他们就发现了这只生病的兔子,并将它放在了一旁说不要,马风伍趁收购员不注意,将这只兔子放到了已看完的兔群中,说找不出来了,学生不能赔上,这样才将兔子卖上。同学们都说:不是马风伍去,这只兔子卖不上。那时上学低年级只有数学、语文两本书,高年级也就四本书,除了上学,还是玩的时候多。家里的大人们除了干集体的活,就是自己的活,基本就没有管孩子的,你说不上学,正好,给你个筐去给兔子、猪去挖菜。再说,那时的孩子无处去玩,也没有东西可玩,所以基本上没有不上学的,学生入学率很高。

  学校成了临时影院

  “千朵花儿万朵花,千朵万朵金达莱花,我爱妈妈一片忠心,花儿一样盛开怒放……”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中年人一定不会忘记这熟悉的旋律。

  当时,在中国流行的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曾牵动无数中国观众的心,主人公花妮、顺姬姐妹的悲惨命运、那优美的旋律、哀婉动听的歌声感动过多少观众泪湿衣襟,哭声在神州大地此起彼伏。

  我(张明海)那时只有10来岁,在六扣小学上学,一天上午,学校通知全体看电影,那时在农村没有影院,看电影只能是晚上,白天还从来没有看过电影,同学们都觉得新鲜,按时来到学校,所有同学集中到一个班级的教室中,用老师的棉被将两个窗户挡上。那天,外边正下着雨,放电影需要电,因为村里都没有用上高压电,需要电影队自己发电放电影。平时都是用小发电机,那次用的不是小型汽油发电机,因为小汽油机噪音太大,影响收看。用自行车带动发电,用两辆自行车联在一起支撑起来,中间放上一个发电机,两人用力蹬就行,也可以用手摇自行车蹬子。老师安排了几个同学轮流发电,其实很简单,就是骑自行车,我就在这发电组中,老师说演出后给我们单独演,谁知,刚演出完电影队就被别村的接走了。当时只知道演出的是《卖花姑娘》,具体剧情就不得而知了,到现在都没有完整看过。

  查找资料得知:此片是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编剧,金正日导演的影响巨大的影片。电影从翻译到混录,最后洗出拷贝,总共花了仅7天时间。在全国公映的时候,是全天24小时循环放映,歇人不歇片,跑片员车轮飞转,拷贝一本一本传递。

  自娱自乐的文化生活

  在劳动之余,农民有开展文化活动的习惯,特别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革命样板戏、秧歌等活动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到目前,每年春节和重大节日期间本村仍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健身舞蹈队、秧歌队人员达100多人。在自娱自乐的同时,他们还积极参加上级组织的活动。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本村比较出名的有王呈祥的大鼓书,王呈祥老人双目失明,但说书说得好,在四邻八村比较有名。记得他在世的时候,讲的也就是《岳飞传》《杨家将》等传统评书,多是利用晚上的时间,人们歇工了,在学校的院子里,点上个汽灯,搬上个桌子就行了,大鼓和鸳鸯板等工具自带。大人孩子围着他听书,一个晚上说一二个小时,说书场成为了人们娱乐的主要场所。王呈祥老人不仅在本村,还到周围村去说书,也很受欢迎,说王呈祥在外村知道的不多,但说瞎子大老王,名号却叫的很响。再一个有名的家庭就是刘宝玉老人家了,他们家人人爱好文艺,用村里人的话说:他们家干农活不行,但搞这些乱七八糟的却真行。每天吃了晚饭,他们家锣鼓、二胡、唢呐就响了起来。由于不善经营,光靠文艺演出又挣不了几个钱,生活过得挺紧巴。刘宝玉夫妇已都不在了,他们的小儿子50多岁还没结婚,基本的生活能力都没有,又患上了多种疾病,平时自己顾不过自己来,靠政府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生活。但一摸起鼓锤、吹起唢呐,就顿时精神飞扬。都能一个上午不歇着。

  难忘的回忆

  火柴枪

  又名链条枪、洋火枪。在20世纪70年代诞生于中国民间的手工玩具枪,以火柴棍为子弹可以发出响声的玩具枪。曾经广泛流传于中国农村,是60,70以及部分80后孩子们儿时心目中的“神器”,现在民间少有人制作。

  顾名思义火柴枪就是用火柴(棍)当做子弹来玩的手工玩具枪。因为主要的配件用的是自行车链条,所以也称链条枪.前些年中国因为自己制造不了火柴都要从外国(洋人那)引进所以火柴被称为“洋火”,所以有洋火枪的称呼。

  基本上,这是由自行车零件构成的枪械。铁丝拧成的枪架上,串着若干自行车链扣。链扣的另一个孔供枪栓活动。最前端的链扣需要打入一个自行车辐条顶端的螺帽,以恰好留出一个火柴头大小的孔。整串链扣和枪栓分别用从自行车内胎剪下来的橡皮筋箍好,使用时掰开最前端的链扣,将火柴棍塞入螺帽形成的孔并向外拉出,而火柴头上的火药则留在螺帽内。扣动扳机,枪栓高速撞击火柴头的火药,从而产生能让我们无比满足的巨响和烟火。所有上面说到的自行车零部件,大多是我们平日里苦心搜寻得来,凑齐所有材料殊为不易,在哪个时代,什么东西都缺,想造一支火柴枪,要先准备很长时间的材料。要先找比自行车链条孔稍细的粗铁丝适量,再去找自行车上不用了的链条瓣,自行车哪时也是稀罕东西,比现在的家庭汽车还要金贵。有一个家庭买了一辆新自行车,别人去借,他舍不得,又说不出不借,只好在生产队请个假,带着你去办事。自行车少,自行车的配件就更少了,为了找自行车链条就要多次到修车铺,将修车替下来的不能用的链条瓣找出来,先看是不是活动了,如果是活动的就不能用了;也有的家里有自行车的,将换下来不用了的自行车链条拿出来,找这样的链条瓣8—10节、再找一只自行车辐条螺帽、再剪上块自行车内胎,选取合适的宽度剪成橡皮筋,再到靶场找个自动步枪子弹壳。材料准备好后,就是制作的过程了,先用稍细于链条孔的粗铁丝做成枪身、枪栓和扳机,再用榔头和钢钉将链子瓣的链轴敲出,将自行车辐条螺帽身部用锉刀锉细,帽身直径应稍大于链条孔径,将子弹壳的底火挖出来,用锉好的螺帽将一节链条和子弹壳钉在一起。这样将所有链条串在一起,用橡皮筋挂上枪栓,火柴枪就做好了,平时玩的时候只能打打火柴。也可以在子弹壳里放上鞭炮烀,听起来更有成就感。

  平时也没有鞭炮烀可用,只的到了春节,从年三十晚上人们才开始放鞭炮这里就是孩子的天堂,他们到处追着放鞭的拾鞭炮烀,扔时为了抢鞭炮烀,有的人不等放完就去抢,结果鞭炮在手中爆炸,将手炸伤。到了年初一一大早,为了拾鞭炮烀,就早早地起来到大街上去拾。然后将拾到的鞭炮烀将药剥出来,找个瓶子放进去防止受潮。这样将火药放在火柴枪的子弹壳中,后门放上火柴,通过橡皮筋的弹性势能转化为枪栓的动能,枪栓快速撞击火柴后,枪栓的动能转化为火药的内能,火药温度升高点火爆炸,带动子弹壳中的火药,产生巨响和烟火。也有的为了多装药,用铜管装在子弹壳中,将药室加长,这样可以多放药,但危险也多了,有的因放药太多,将铜管炸裂而受伤,成了春节不和谐的音符。现在春节在村里过时,看到地上无人拾的鞭炮烀,还在感叹哪个时代的火柴枪。

  现在也有的人将这一手工作品挖掘出来,用机械制作出来放到市场上叫卖,给小孩们玩,虽然的了枪,但远没有了当初制作的快感和成就感。有的大人为了防止危险,只是给孩子拿着玩而不让孩子放枪,新买的火柴枪也就成了摆设。

  吊锅腰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没有什么玩的东西,放了学没什么事就和同学们在一起玩。有一次正是过麦收前的时候,有一种虫子,后背弓着一个大锅腰,同学们下了课就用茅草的嫩芯吊,这种虫子最爱吃这种草,它很嫩、又一种甜味,同学们放了学去吊、下了课去吊,吊到后放在手里爬,手心里痒痒的,成了一个好玩的事。也有的男同学将它放在女同学的文具盒里,吓唬女同学。

  这一天下了课,我(张明海)又去吊,效果不错,吊到好几个,心里很高兴。用手攥着就跑回学校,见到同学们正围在一起,就对同学们说:“锅腰、我吊到了好多的锅腰。”但同学们都用一种诧异的眼光看着我,我一惊,怎么了?我说错了什么了,这个样子。就在同学们闪开了个缝时我才发现,同学们正围着一个换东西的,这个人是一个锅腰。我很尴尬,想说我不是说你,但没等我说,但这个人不干了,找到老师告状。让老师对我好一顿批评。这事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但一想起当时的情况,仍历历在目。现在的孩子们不要说让他去吊虫子,就是见到了也被虫子吓坏了。

  拾传单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时时想反攻大陆,每年往大陆放空飘传单是宣传战的手段之一。我(张明海)读小学时适逢“文化大革命”,公社、大队、生产队等各级干部层层布置严格收缴拾获的传单。不少人拾获传单后按要求上交,不敢留下或传播出去。也有极个别亲近和信赖的人看一下后销毁。口头传播传单内容无凭据,要是被揭发私藏传单非坐监不可。所以当时的传单流传下来极少。当年台湾向大陆空投大量传单,还有“牛肉干”、袋装零食、压缩饼干等东西。村小的班主任经常收缴我们的传单和物品,说是台湾飘过来的东西都有毒,不能用,更不能吃,拾获一定要上交。

  当时就知道台湾在东南风方向,在高空气球上绑上传单,借着东南风就吹过来了。那时候就经常留意天空,也看到白色的小圆球在天空由东南向西北飘移,那时候真想让它落下来,看看它上面有什么新奇的东西。记得有一次,学校组织我们到地里去拾传单等,孙长歧拾到了一包牛肉干,他拿起来就吃,我们都劝他不要吃,老师说来,这东西的霍乱菌,吃了会死,他说,早死早了,我吃了死了不怨你们,如果谁和老师说了,我和他没完。结果,回校后,谁也没说他的事,只说就拾了这些,老师也没再问什么。以后还害怕他真的犯病,结果,到现在也没事。那时放了学同学们就有了一个新任务,在打菜拾草的同时,要注意捡拾传单,拾到后及时上交。

  民兵带学生护青

  20世纪70年代,我们村民兵连有不少的枪支,每到秋季收获的季节,村里都要组织民兵进行护青活动,也就是组织人员在田间巡逻,防止人们偷盗成熟的庄稼或者顺手牵羊将公家的东西拿回家。

  到了学校放假后,高年级的同学们就承担了这一光荣而坚巨的任务。由一个民兵加上三个同学为一班。主要是在快收工和午休的时候值班,一次,给我们带班的女民兵,正好家中有事就先回家了,将自动步枪交给了我们几个。她走后,我们没事就研究开了这支自动步枪。扳扳这里,推推哪里,一会瞄准、一会刺杀,玩得个不亦乐乎。那时都是孩子,力气小,这个民兵想应该是拉不开枪栓,但玩着时,不知谁将枪栓拉开了,再怎么推都推不回去。急得我们几个直想哭。没办法,扛着枪回村找到了带班的民兵。这个民兵拿着枪翻过来复过去的也没有将拉开的枪栓归位。最后,没有办法,她将整个枪全部拆开重新装了一遍,这下问题解决了。可是再将枪栓拉开,问题又出来了,还是回不了位。仔细一看,原因找到了,子弹盒内没有子弹时,将枪栓拉开就被顶住了回不了位,将子弹夹拿下来,再拉一下枪栓就归位了,让我们虚惊一场。

  赊鸡鸭

  在过去的农村,老百姓有赊鸡赊鸭的习惯。

  每年的春天,就有无棣、阳信的人用“牛车子”(一种用铁管焊制的自行车,车身长,后座窄长,轮胎粗状,没有后车撑,停车时,用一根本棍斜着撑住,大多是将自行车靠在房屋的墙边上。)驮着鸡鸭苗来到河口区这片地方,嘴里吆喝着“赊小鸡来赊小鸭……”走街串巷。每当有人要赊小鸡、小鸭或者长时间没有人要赊时就要将小鸡、小鸭放出来活动一段时间,将小米用水湿了后喂一喂小鸡,这样,有时因小鸡太多,还是有死亡。

  当时大多家庭都有赊鸡鸭的习惯,利用空闲时间养个猪鸡,用老百姓的话说用零钱换个整钱。特别是养鸡,母鸡还能下个蛋,俗称“鸡屁股银行”,不仅可以上交食品站换个供应票,孩子上学买个纸笔还能随时可以用。当时大多学生的纸笔都是拿着鸡蛋到门市部换的。春天农户的钱最紧张,农村的收入都是春节前的收益分配,本就没有多少,还了一年的欠帐就所剩无几了,还要计划着春天的花销,手里没有钱想干什么都难,这赊销正好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要。

  春天赊了,养殖上大半年,秋后的时候,赊鸡鸭的就来要帐了,这时养殖的鸡鸭有的也能卖了换个钱,有些母鸡已能下蛋换钱了,要帐的也好要,基本没有赖帐不还的。极个别还不上的,也会和赊鸡鸭的打个商量。当时的赊欠连个欠条都不打,只是来赊的人在小本上记一下,而且大多农村妇女都不识字,写的什么也不知道,但就是靠的一个“诚”字约束,年复一年的进行着赊欠活动。

  也有赊鸡鸭的不来要帐的时候。有时,这些赊鸡鸭的不知从哪里得到的内部消息,说什么什么东西,秋后能涨到什么价格,人们可以种植,如果涨不到那个价我就不要赊的帐了。这样的消息往往都很准,只有很少的时候没了着,所以人们对他们的话多是听从,依照赊鸡鸭的人们的说法进行种植调整。

  改革开放后,人们条件好了,个人养殖的也少了,这一行当逐渐消失,没有人来做这个买卖了。

  两台调压器才能看春晚

  我(张明奎)小时候,电视还是奢侈品,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村集体在沾化购买了一台旧的彩色电视机,放在学校前的大队部里,供村民晚上收看节目,电视就一台,看电视的从几个、十几个到几十个不等,常常为了争频道而引起矛盾,甚至大打出手。

  那时电视台都没用上卫星转播,电视只能用外接天线收看中央台、山东电视台等几个中央和省级的电视台的节目,有时还得用人调整天线方位才能将频道调整清楚。那时群众穷,国家也不富裕,国家没有自己专用的卫星,转播在国外举行的大型比赛需要租用外国的卫星,还要受到时间限制,比如亚运会、奥运会比赛,如果比赛延长了时间,就会看不到比赛的最后结果。但人们还是调来调去,都想找一个个人喜欢的节目去看。

  到了1983年第一届春晚时,这时人们的心比较齐,没有了人争和抢了,大伙找到了一个共同喜欢的电视节目。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收入的增加,电视这奢侈品开始步入平常百姓家,特别是上级为了促进农村电视村建设,设置了许多的优惠条件,许多家庭购置了电视。这时的电视以黑白为主,彩色的很紧张,需要托关系才能弄到。在家看春晚已不是梦。但也受条件限制,那就是高压电,那时的电可不象现在能满足供应,河口的高压电是用的油田引进来的高压电,经一次变分配到下面使用,当时主要是为了油田生产需要。

  河口区建区后还没有自己独立的电网,需要依靠油田来实现地方用电。当时没有太多的用电器具,主要就是照明和黑白电视,也用不了多少电,所以各村的变压器都不大,平时还看不出怎么样,一到了冬天电力就紧张,在紧张的时候,40瓦的灯只能发出微弱的红光,基本看不清东西,但这也比煤油灯好上了许多。照明可以,但看电视就不行了,那时的调压器卖的火,到了春节前,电力更是紧张,为了让人们过一个祥和的春节,领导提前就协调油田单位春节的电力供应,将油田的部分油井关闭,先保生活用电,就是这样也不能保证供应,彩电还能看,黑白电视往往就不能看了,为了能看上春晚,人们都要准备上一到二个调压器,将两个调压器都调到最高档才能看电视,就是这样,电视也只能打开窄窄的一条,就象现在的宽影幕电影,声音是能够完整播放的。这样看春晚看了好几年,后来才能正常收看了。

  现在国家发展了,社会进步了,火电、水电、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等发电模式共进,电力充足,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空调、电脑、电视,再也不用向过去那样了限制用电了。在一起一说起过去的事,都感叹:我们的国家富强了,人民更加安居乐业。也只有国家富强了才能让人民享受到更多的红利,才能生活的更美好。

  人急力量大

  在我(张明奎)小时候,听妈妈讲的一个关于我的真实故事,就在我一岁多的时候,家里兄弟姊妹多,也没人专门照顾孩子,也没处去玩,只能是大的看小的。我家靠着生产队的饲养处,与我家只隔了一个胡同,我家在西,饲养处在东。为了喂牲口,垒了一个台子,上面放上个大石槽用来盛水和草料。

  一天,大哥领着我到饲养处玩,石槽下的台子的砖被牲口蹭的有掉下来的,石槽可以上下的晃动着,就像现在的小摇床。哥哥将我放在石槽里上下的晃动着玩。不记得当时是怎么回事,反正是正在摇的时候,石头槽从台子上翻了下来,石槽的沿压在了我的脖子上,幸亏有东西垫了一下,没有全部压实。哥哥吓坏了,没有人声的喊叫妈妈。当时妈妈怀着小妹已七八个月了,拖着挺笨的身子每天不停地劳作,听到哥哥的喊声她没有停顿地赶到了现场,二话没说,一使劲将石槽向上翻了过去。当时掀着石槽还探头看了看有没有压着我的脚。听到喊声赶到的人们看到没事就各忙各的去了。这石槽有多重没有人称过,但估计也得有100公斤的重量。第二天,母亲再去搬石槽,甭说让石槽翻个,就是挪一下都不能办到。生产队安排人安石槽时,四个小伙子得用力抬才安上的。妈妈只说是神仙保护,人们都说是人的急劲大。

  民间传说

  郭盖一家

  在村里都说姓郭的和姓盖的是一家人,当初不相信,后来问了村里郭姓长辈,说是这么个事。据说在早的时候,郭家和另一个姓的在一个村住,但两姓隔路而住,两姓住的并不掺杂。郭姓一直人丁不旺,并且越来越少。他们找了个风水先生给看看是怎么回事,这个姓盖的先生还真的找出了原因,说是因两姓相克,必须在两姓居住的中间开挖一条深沟才能破了对方的风水,郭家才能兴旺。但是这挖沟的人有讲究,必须是盖姓的人来挖。盖家人挖了这条沟后,也就因伤了天理,也要灭门,所以姓郭的必须要将盖姓一脉担起来,这样才能去挖。郭姓族人答应下了这个条件。姓盖的就组织起人来将沟挖了出来。果然,郭姓家族兴旺起来了,对方因破了风水,家庭不旺,也惹不起郭家,不能在此居住下去,也就搬家走光了。盖家也果然应了誓言,家族破败,没了人丁。郭家也兑现了誓言,从此,郭盖就成了一家。

  迷糊袄

  在村里的叫“迷糊”和“藏”的,大多于一个传说有关。在小时候听大人说,那个时代生活困难,存活率低,生的孩子不长命,有的生下来就死了,遇到这样的家庭时,村里的相好不错的,在孩子快生人时,提前在产妇的炕上的大褥子下放上一个小袄,告诉产妇到了孩子生人后,将褥子掀起来,拿出来给孩子穿上,男孩叫“迷糊”、女孩叫“藏”,据说这样可以让孩子长命。

  横死坟

  在本村村北一公里的地方,原来有一个坟,是本村李姓家庭的,这个坟里埋的是一个横死的(上吊死亡),据说很有点道行,许多人着了道,本村的人走的时候总是尽量躲着它,就是她上吊死的那个屋子以后又一个人在里边上吊死了,那家人只得将那屋扒了,更增加了神秘性。

  一天,一个医生去劝学村去给人看病,晚上回来晚了,又喝了点小酒,天上还没有月亮,是个月黑子天,又不象现在到处都是灯光,没有参照物,他骑着自行车顺着过往的车压亮了的车道行走。但总是到不了家,一会上坡一会下坡,他还很纳纳闷,平时也不是没走过这路,也没有这些上崖下坡的。他走的很累了,就停下来休息了,由于太累了,这一歇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天亮,醒了一看是在一个坟边上,坟头都被自行车给压亮了。以后说起来,其它人说也曾遇到过。

  从此,连外村的人们晚上不敢再从此走,就是白天也尽量绕道走。直到20世纪90年代搞稻田开发,她家里将坟移走后就不再出现这个现象了。

  不幸事件

  1977年为胜利油田油建二部三大队在八吕村南面条沟北地段进行管线沟填埋作业施工时,造成两死三重伤事故。为了支援油田生产,当时的生产大队安排人员为油田进行管线沟开挖,由于施工单位在管线试压时没有让在管线沟中施工的人员规避,致使清扫管道的压力球冲出时,将正在沟边填土的六扣村张树龙、王树练当时打死,重伤人员三人,另有多人受轻伤。

  1992年,本村村民吴宝利驾驶农用三轮车到东营海港附近去摸文蛤,当车辆行驶到仙河镇南的十字路口时与胜利油田一单位的大型车辆发生车祸,造成刘宝民、罗俊军当场死亡,孟德利等重伤的两死七伤的重大交通事故。

  人物名录

  郭树轩  1924年3月出生,1944年5月入伍,1944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8月牺牲于沾化“烂泥战斗”中,时任渤海四分区海防大队班长。

  罗秀东  曾任四扣工商所副所长。1983年1月19日离休。

  张梅亭  现任河口区实验学校中教高级教师。

  唐新军  现任市政府驻北京联络处主任(正县级)。

  历任村党支部书记

  马玉怀 1947—1949

  吴崇伦 1949—1950

  孟相荣 1950—1966

  商长文 1966—1969

  杨长在 1969—1982

  李建新 1982—1994

  刘金堂 1994—1995

  李建新 1995—1997

  刘金堂 1997—1999

  张树村 2000—2001

  李建新 2001—2004

  罗格东 2004—2014

  房红明 2014—至今

  历任村委会主任(村长、大队长)

  孙秀青 1942—1954

  吴崇伦 1955—1956

  马长江 1955—1956

  吴崇伦 1956—1959

  胡培贤 1958—1961

  杨长在 1961—1965

  刘金堂 1965—1974

  胡培贤 1974—1993

  马凤信 1993—2001

  孙金华 2001—2004

  罗格东 2004—2007

  马凤信 2007—2011

  孙寿建 2011—至今

(责任编辑:侯丽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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